寻根 源远流长的家谱故事(组图)

“汾阳堂”、“四知堂”、“忧乐堂”,各自代表了什么姓氏,这事儿,你了解吗?

曾经如废纸般过秤估价的家谱,数十年间身价抬升了千倍,引得众多“李鬼”现身市场,遇上这事儿,你会辨别吗?

6月4日下午,宁波家谱收藏家、作家励双杰做客宁波大学园区(鄞州)图书馆,以“寻根究底—从传世家谱说开去”为题,与众多传统文化爱好者分享了关于家谱的这些事儿—

1984年12月20日上午,“世界船王”包玉刚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,受到了同志的单独接见,这是他第八次受到接见。这次,“船王”向提出了一个请求,他说他阔别家乡四十余年,打算为家乡办一所大学,希望得到支持。皇家社会

于是,在同志的支持和关怀下,宁波大学顺利筹建,校址就选定在包玉刚故里的庄市附近,位于甬江之滨,1985年10月29日,举行了宁波大学奠基典礼。

在包玉刚受到接见的一个半月之前,他时隔四十载第一次回到了宁波。回乡过程中,是什么事触动了他的思乡情肠,让他决定必须为家乡做些什么呢?在励双杰的故事里,这份感动,源于一本《镇海横河堰包氏宗谱》,他说,如果没有包玉刚的寻根之旅,就不会有今天的宁波大学,至少建大学不会那么快。

原来,“船王”回乡之前,连自己的生日具体是哪一天都不是太清楚。这次回乡,他来到了亚洲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,在天一阁收藏的《镇海横河堰包氏宗谱》中,意外地发现了自己的名字。这次,包玉刚不仅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出生日期,而且寻根问祖还有意外收获:他发现自己是“包青天”包拯的第二十九世嫡系子孙!当时包玉刚相当激动,说:“我终于找到根了!”

次日,即1984年11月6日的《人民日报》,刊登了这一消息。“船王”的寻根故事,在此后掀起了海外华人来大陆寻根的热潮。

另一个家谱故事,与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有关。在世博会150年的历史中,中国是第一次得到举办世博会的权利,而中国的申博成功,与广东香山的一部本家谱有着很密切的联系。

这部家谱叫《北岭徐氏宗谱》,其中,很完整地记载了1851年,即咸丰元年,一个叫做徐荣村的广东香山人,以他所生产的“荣记湖丝”参加在英国举办的首届世界博览会,并一举获得金银大奖的经过。该家谱中保存的《徐君德琼行状》和《荣村公得奖感言》两篇文章,是关于中国参加首届世博会的第一手文献资料,里面还有维多利亚女王颁发的奖状以及“荣记湖丝”的商标等非常珍贵的图象资料。

《北岭徐氏宗谱》所记载的史料,多年来一直不为外界知晓,后来在中国“申博”时,才偶然为人所发现。其中记载的史实,经过查找比对,在英国所藏的1852年伦敦皇家协会出版的《英国伦敦第一届世博会评奖委员会报告书》中,得到了确切印证,并把中国最早参与世博会的时间定格在了1851年。这个史实,为中国“申博”成功,增加了重要砝码。

家谱,又称族谱、宗谱,是对诸如谱牒、族志、家乘、世谱、支谱、房谱、通谱、统宗谱等等最常用、皇家社会最有代表性的一种泛称。

励双杰说,关于家谱的起源时间,历代说法不一,不过目前最早的家谱,已经可以上溯到甲骨文时期,也就是距今三千余年前。

励双杰展示了一张甲骨拓片的照片。这片标为“库1506”的牛肩胛骨,目前收藏在大英博物馆,是美国传教士从中国带走的一件甲骨文实物,也是迄今发现最古老、价值最大的一份“家谱”。

在这片骨片上,用象形文字记录了“儿氏”家族13个人的名字,其中两人为兄弟关系。励双杰说,这个世系图形,代表了11代世系的传承,而且是极为完整和典型的商朝家族世系。

除甲骨文家谱外,在中国的商周时期,还出现了带有原始家谱性质的青铜彝器。比如,现藏于辽宁博物馆的“商三句兵”,看起来像三把匕首,上面刻有铭文,也是原始家谱的一种形式。

另外,现存杭州的东汉“三老碑”,也是古老的家谱样式,它刻于东汉建武年间,碑文记录了一位名通的汉代地方官“三老”的祖孙三代名字(讳字)和祖辈、父辈逝世的日子(忌日),目的是让后代子孙在言语文字上知所避讳,并且记住祖先的德业,晓得祖先的忌日,便于后人祭祀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,“三老碑”的藏家打算将其卖给日本人,时任西泠印社社长的吴昌硕先生获悉,奔走呼吁,然后在西泠社员与故交们众筹了8000余银元后,终于将石碑买下,并在杭州建了碑亭“汉三老石室”,予以长久保存。

到宋代以后,家谱文化渐渐盛行,编纂方式从官修发展到私家修谱。家谱的样式基本固定为纸质、线装,编制体例也多由堂号、序文、凡例、世系世表、源流等二十几项内容组成。

其中,“堂号”是家谱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,也是一个家族最独特的代号,是寻根问祖的重要线索。

比如,看到“汾阳堂”这个堂号,就知道这家人是姓郭的,是“汾阳王”郭子仪的后人。看到“四知堂”,就知道这是杨家。“四知”出于汉代杨震的故事,他清正廉洁,由他举荐的王密曾趁暗夜向他送礼,说这事没人知道,杨震却说“天知,地知,我知,子知,怎么会没人知道呢?”这就是后来传为美谈的“四知”。而看到“忧乐堂”、“后乐堂”,说是范家,便“八九不离十”,因为范仲淹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之语,为千古名言,范氏后裔遂用“忧乐”或“后乐”为堂号。

除了正统的家谱,励双杰也收藏了一些“特立独行”的版本,这些家谱存世极少,是家谱中极为珍稀难得的一种类型。它们有一个共同点:谱中所记录的人,相互之间没有血缘关系。

六年前,励双杰通过竞拍,得到了一本《韩氏女谱》,是一位清朝宣统二年的山西秀才韩勤学编纂的,其中记录的所有人物都是女性。韩勤学自撰了修谱的凡例八条,把《女谱》的意义和谱法,强调了一遍,说,“谱名《女谱》,示主谱也,故载女事特详,而于男则不措一词,以免夹杂之弊。仍以五世为图,取五世则迁之义。”意思是,这本家谱中,不许记录一个男性成员。

励双杰通过图片,展示了家谱最初的世系图谱,从第一代太奶奶开始,依次记录了她的两位儿媳妇,接下去的孙媳妇等等,确实皆为女性。古时,女子例来不入家谱,或即使入谱也记录极为简单,而这本女性家谱可算是一种观念的颠覆。

第二种是师徒传承的家谱。比较典型的是僧人家谱,僧人没有家族血缘的后续传承,便以师徒传承的体系来组成家谱。励双杰收藏有光绪三年的《释氏宗谱》和民国二十五年的《南山宗统》,都属于这一类。

第三种是结义兄弟的家谱。励双杰收集到了民国二十九年《圳上文联社谱》一部三册。据他考证,这部金兰结义的家谱,背后有这么一个故事:清乾隆三十年(1765)江西万载县秀才喻桂林与曹沂川、喻秀水、林严谷、王华川、辛南溪、曹亭等十二位砚友,“序尊卑长幼,结为异姓兄弟”,取名“联社”,后改名为“文联社”。到道光五年(1825),正好距结义时一甲子,而十二个结义兄弟,此时只剩下了最小的曹云亭,也已78岁高龄。于是由他主持,率领结义兄弟的子孙,在原有《金兰谱》的基础上,创修了《文联社谱》,“令尊卑有序,等级分明”。民国二十九年《圳上文联社谱》就是根据道光五年的家谱续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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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一种,也是励双杰百思不得其解,至今仍在考究答案的“天书”家谱。并不是家谱上的字难认,而是这部名为《代宗家谱》的谱文中,到处都是疑问,连万能的“度娘”也无法解答。

这部家谱的扉页书有“大梁独一寺悟静佛堂悟静坛代宗家谱”字样。大梁是哪里?独一寺又在何处?励双杰始终没有查阅到资料。又有别处,写着“天宝二年一阳月四十三日”、“天运癸酉年”等字样,并不是传统的纪年方法,这也是个谜团。

另外,励双杰查到家谱中记载的一部分人士,还是民国时期有一定名望地位的人,其中有经学大师,有护国军团长,还有代理知县。他不明白,这是怎样的组织关系,将这些人写入同一本家谱。 通讯员 陆幸幸 马意君 记者 余晓丽 图片由励双杰提供

哪里有利可图,哪里便有制假者的身影,励双杰以多年家谱收藏经验,给大家提供了几个甄别方法:

造假者一般是利用电脑扫描的家谱,进行重新排版,对姓氏等进行适当修改的,他们尤其喜欢用稀见的姓氏,比如“华氏”、“安氏”、“苍氏”、“尉氏”等,还有“司马”、“尉迟”等复姓。而假家谱里面的内容,除了姓氏与始祖不同,连目录都几乎一模一样,堂号均为“太原堂”。

另外,假家谱全套一般为十册或十二册,很少有其它册数,而且记载的修谱年份均为“民国庚子年”,推算一下应为公元1960年,在大陆不可能出现这种纪年。

励双杰建议有需要的宁波市民可以先就近去天一阁查阅,因为天一阁馆藏有家谱六百余部,涉及100多个姓氏,有很多本地的家谱资源。

而中国家谱的大本营,非上海图书馆莫属。该馆目前馆藏家谱二万多部,二十余万册,是中国馆藏家谱原件最多的公藏机构。

家谱的精品,则要算国家图书馆了。“上图”家谱收藏中的镇馆之宝叫《仙源类谱》,是宋版的皇家家谱,而这只是个残页,真正完整的版本就在国家图书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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